日前，第五届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表彰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广东省派出“杰出人才”和“先进集体”参会代表各1名，CTONG主席吴一龙教授作为广东省的杰出专业技术人才代表、广东省医疗卫生领域唯一代表出席表彰会。

此活动由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科技部等部门组织，坚持“突出业绩、面向基层、拼搏奉献、事迹感人”的原则，重点表彰在国家重大战略、重大科研项目、重大工程中涌现出来的领军人才；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地方区域发展重点领域、优势产业等涌现出来的杰出人才；长期坚持工作在一线专业技术岗位，潜心本职工作，具有无私奉献和拼搏攀登的精神，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优秀人才。据悉，此次评比表彰活动，经各地区、有关部门推荐，共产生99名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和96个专业技术人才先进集体候选对象。

吴一龙教授获此殊荣实属难得，谨此热烈祝贺！

附：

吴一龙事迹材料

吴一龙行医30余载，一直工作在肿瘤学临床、科研和教学的第一线，用精湛的医术挽救了许许多多癌症患者的生命。在我国肺癌发病形势日益严峻的今天，作为肺癌防治领域的领军人物，他始终以敏锐的思想、广阔的胸怀、求真的态度，站在学科最前沿，引领一个又一个肺癌临床诊治理念与方式的改变，科学观念与态度的改变，最终带来肺癌患者生存状态乃至命运的改变！

他是国际上肺癌系统性淋巴结清扫手术研究与实践的开拓者，早在1989年便开始“非小细胞肺癌系统性纵隔淋巴结清扫”的临床研究，提出和确证了系统性淋巴结清扫可提高肺癌长期生存率，建立了肺癌手术规范程式和技术标准，使可手术肺癌的5年生存率从37.0%提高至48.4%。如今，“外科肺门纵隔淋巴结清扫术”已被纳入我国《原发性肺癌诊疗规范》、《中国肺癌临床指南》以及英、美、德、日、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制订的肺癌指南。

他主持建成国家临床重点专科（胸外科、肿瘤科）和广东省肺癌转化医学重点实验室。获广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排名第一），二等奖4项（两项排名第一）。发表论文350余篇，被SCI收录105篇。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在Lancet Oncol杂志发表文章3篇，在J Clin Oncol发表1篇。以主要贡献者和第二作者在N Engl J Med杂志发表1篇。担任The Oncologist、Lung Cancer等国际著名杂志编委。累计应邀在美国、德国、日本、韩国、台湾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做专题讲学和国际学术会议专题报告30多次，主办国际学术会议并担任大会主席2次。

1999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4年获首届中国医师奖，2005年获中央保健工作先进个人称号，2011、2013年分别获广东省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12年被评为卫生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2012年获广东省“丁颖科学技术奖”，2013年入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有效候选人和广东省“百名南粤杰出人才培养工程”第三批培养对象。

誓与“第一杀手”为敌，艺高胆大挽救生命

世界卫生组织2007年的调查数据显示，我国肺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仅10%；卫生部2008年的统计资料显示，我国肺癌死亡率高达十万分之三十，肺癌已成为威胁国人生命的“第一杀手”；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2025年，我国每年新增肺癌病例将超过100万，那时的中国将成为世界头号肺癌大国……

面对这一串惊悚的数字，面对抗击肺癌的严峻形势，吴一龙就是一位誓与“第一杀手”为敌的斗士。

2002年的一天，他应邀急赴北京会诊。患者是位重要国际友人，已辗转美国、新加坡、香港等地的大医院进行过治疗，病情未得到有效控制。在北京熬过了数周的化疗，患者每况愈下，命悬一线。尽管此前该患者经国内外许多权威专家一致认定为肺癌伴骨转移（IV期肺癌），但吴一龙仍坚持“我要看完整的病历资料”，认真阅片加上仔细询问后，他发现了影像学的疑点。“不对，这不是晚期肺癌，应该是早期！”此言一出，让所有专家大吃一惊，“X光片上显示的阴影应该是病人曾受过的外伤引起，不是肿瘤病灶。”

如果真是早期肺癌，意味着病人还有手术治疗的机会，生存的可能性将大大提高；但万一判断失误呢？手术不但达不到应有的疗效，反有可能危及病人生命！ 此时，吴一龙仍坚信自己的判断，在风险极高的情况下为病人实施了复杂、细致、精密的手术。手术非常成功，术后他一直守护在病人的身边整整48小时，直至病人的一切生命体征完全稳定下来，才拖着疲惫的身躯离开。

同时他还力排众议，将当时在国内临床应用尚处于空白地带的国际新兴靶向治疗，推荐给这位特殊身份的患者。结果证明，他精湛的医术和过人的胆识成功挽救了这位病人的生命（至今无复发），也为我国边境的繁荣稳定做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

“我治了几十年肺癌，我治疗的每一位病人的每一张影像片都亲眼看过，所以我才有把握做出这样的判断！”

他用亲身经历告诫年轻医生注重平时积累，有疑问时，不能轻信权威，而是勇于质疑。他经常问科室医生和学生：“你到工作站阅片了吗？没有的话，一切免谈！”他要求医生，“必须浏览患者的每张影像片并做出判断，再阅读报告。一旦发现不符，提请组内讨论，在辩论中探寻真理。”

作为一名外科大夫，曾主刀4000多台大手术，每年诊治数百例肺癌患者，在鉴别诊断、疑难病诊治和多学科综合治疗手段上有独到之处，深受患者喜爱。他常说“你能做的手术我也能做，我是一个手术匠；你不能做的手术我能做，我可谓一个熟练的手术匠；当我告诉病人，虽然能做手术，但是最好不做，这才是一个外科医生；当我告诉病人，虽然能做手术，但是还有比手术治疗更好的方法，我就是一个外科专家了。”富含哲理的话语折射医者的人文关怀，一个好医生必是医术与医德的完美结合。

学术创新无止境，独领风骚领潮人

1988-1989年，吴一龙前往德国西柏林肺科医院作访问学者，学习掌握了德国肺癌治疗的先进技术和理念。中德两国在肺癌治疗方面的巨大差距深深地刺痛了他，也坚定了他努力奋斗提高中国肺癌治疗水平的信念。回国后，他利用每天中午的休息时间调阅病历资料，历时3年，建立了完整的肺癌病例数据库。数据库的分析结果表明，在冒风险、难度很大的情况下成功施行手术的部分重症肺癌患者中，却有不少术后出现了复发和死亡。“症结何在？手术或许并非此类患者的最佳选择，应该提供哪种治疗？”经过认真总结和思考，他率先提出单病种诊治首席专家制，并逐渐形成了循证医学原则指导下的肺癌及其它肿瘤多学科综合治疗体系，打破“病人围着医生转”的旧模式，变成“医生围着病人转”，患者得到及时适当的治疗。

2004年，当Science和N Engl J Med杂志报道吉非替尼疗效与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突变有关，吴一龙敏感地意识到这极有可能成为影响肺癌治疗效果的一个分水岭，立即组织人马全力开展中国肺癌患者的EGFR突变研究。成功总是眷顾有准备的人。早在1999年，他已创建全国首个生物标本库，并完整存留所有患者资料。于是第二年他就在美国肿瘤学会年会上报告：中国肺癌患者EGFR突变率超过30%，不同于欧美人群（约10%）。

当欧美开展的相关临床研究以失败告终时，吴一龙没有放弃。他坚信中国的数据和实践经验对于国人的意义，他联合多个亚洲国家专家开展并完成了对比靶向药物和化疗疗效的“IPASS研究”，证实吉非替尼对EGFR突变肺腺癌患者的疗效超越化疗，耐受性更佳，有效降低疾病进展或死亡风险52%；突变型肺癌的靶向药物有效率高达71.2%。该研究结果一经发布便引起国际学术界轰动，前国际肺癌研究协会（IASLC）主席Shepherd教授称该研究是“世界肺癌历史上少数的里程碑研究之一，建立了EGFR突变型肺癌的治疗新标准”。自此，国际肺癌治疗呈现出新的格局。

“在所有肺癌患者中，靶向药物只对EGFR突变病人特别有效。如果我们检测出一位肺癌患者属于EGFR突变，那么在一线治疗中就应该使用靶向药物。”这一研究结果最终促使欧盟将治疗肺癌的靶向药物纳入了医保范围。

“只有具备将科研成果转化为人群获益的理念和能力，造福全社会，才是医生的最大价值”，“我们的研究成果应惠及广大的中国患者”，秉持这样的信念，吴一龙积极奔走协商，最终，易瑞沙（吉非替尼）和特罗凯（厄洛替尼）这两种国内上市的靶向药物被纳入广州市医保试点用药，目前已经为正式公费医疗项目。经济能力一般的普通患者也终于能用得起靶向药物了。

因热爱事业的执着与坚守，在肺癌治疗领域的道路上，吴一龙大胆实践、勇于创新，始终比别人走得快那么两、三步,始终担当着学科前沿的领潮人！国际上8个关于靶向用药的同类重大临床研究，其中4个由他领衔主持，其研究成果已陆续发表在国际顶尖的Lancet Oncol杂志（3篇）。

领路循证肿瘤学，制定中国肺癌指南

“我绝不否认经验对于医学的重要性，但是再好的医生，他的经验也只是一个人的智慧，而循证医学则是集体智慧的最佳体现。我认为它将代表一种临床医学的科学规律。于是在肿瘤学界我最早将它带到了中国。”

循证医学最大的意义在于，它能提供给患者最佳的治疗方案。“如果要将某种新的治疗手段在癌症治疗领域进行广泛应用，必须得到至少第2级证据--经随机对照分析过的病例总结的支持。”吴一龙参与的多项全球多中心临床随机对照研究，以及他牵头主持和组织的多个全国、全省的肺癌相关多中心临床随机对照研究均是在循证医学的标准下进行。正是这一系列的临床研究为晚期肺癌个体化治疗提供了坚实的循证医学证据，由此构建了晚期肺癌的“量体裁衣”式个体化治疗模式和靶向药物应用策略，明显延长患者生存时间，改善生活质量，成为国际肺癌的治疗标准之一。

数十年磨砺，结出硕果累累。一步步走来，留下的是一串坚实的脚印。

2000年，他出版专著《肺癌多学科综合治疗的理论与实践》。

2001年，他创办《循证医学》杂志。

2003年，他开始主持制定《中国肺癌临床指南》（人民卫生出版社），之后每两年改版一次，直至2010年。

2004年起，每年主办一次的“肺癌共识高峰论坛”。

2005年，副主编《循证医学》8年制教材。在他的引领下，循证医学已列入我国高等医学教育的基本课程，循证肿瘤学也在国内得到普及，改变着临床思维模式。

2011年他受卫生部委托，以专家组组长身份主持制定了我国《原发性肺癌诊疗规范（2011版）》。

2012年以来，他突出转化性和临床研究，发现EGFR突变存在影响靶向治疗疗效的丰度和异质性变化、构建了我国肺癌驱动基因变异谱、探索MET等新分子类型肺癌的诊疗模式，获得了重要成果。

目前，全国各级医院均遵从上述指南和规范进行肺癌治疗。他所创建和领导的“中国胸部肿瘤协作组(CTONG)”更成为了被国际肺癌领域所称道的“中国力量”。